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，五四精神的實踐者（叁）
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，是五四運動的最強有力實踐者，她長得很美，所以，張愛玲在自傳性質的小說《小團圓》裡曾經自嘲，母親這樣一個美婦女懷孕時，她在她的子宮裡一定深感窘迫。黃逸梵本人滿腦子新思想，看不上丈夫，於是與之仳離，也一併卸下教養兒女的責任，沒有興趣去做一對子女的母親。離婚後，作為一個自由而富有的女子，周遊世界，過了灑脫的一生，老死於異國他鄉，兒子女兒一個也不曾照顧上。
黃逸梵出身名門，是清末長江水師提督家的小姐，嫁妝豐厚。她嫁給張愛玲的父親後，對這個丈夫諸多不如心意，卻和小姑子張茂淵意趣相投。因為這兄妹倆少年時便父母雙亡，所以她嫁過來，對這個小姑子是有多重身份的意味的，不僅僅是嫂嫂，長嫂如母，更是閨中密友，尤其黃逸梵很美，而張茂淵不如她好看。後來黃逸梵以陪伴小姑子出國留學的名義，自此擺脫了這樁婚姻。在法國時學畫畫，在徐悲鴻前妻蔣碧微的回憶錄裡曾出現過。張愛玲在文章裡說過，她從小到大都是以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母親的，母親代表著一切新的，自由的生活方式。而父親抽鴉片，娶姨太太，象徵著窮途末路的腐朽。張茂淵留學後從歐洲回到上海，黃逸梵也一起回來，和張愛玲的父親辦好離婚手續。而後又獨自出國，張茂淵則成為一名在洋行工作的職業女性，自己住在時髦的公寓裡，一直單身。幾年後黃逸梵再回到上海，住在張茂淵的時尚公寓裡。而這個階段，十歲出頭的中學生張愛玲，因為去看母親未報備，和後母衝突起來，被後母打了耳光，又被父親暴打一頓後關押起來，她為此重病一場，託賴貼身保姆悉心照顧，保全了性命，病好後，她伺機從父親家逃跑出來投奔母親，由此與父親後母家徹底斷了干係，父親將她所有的東西都發散給傭人，聲稱只當她已經死了。而從此，張愛玲便自然歸母親負擔的了。母親又是個學校迷，很有名校情節，自然要為她規劃出國留學。然而那階段，母親的生活情節實在太紛繁，注意力自然不能都在女兒身上，她對女兒的態度，也並非那種傳統的中國式的慈母，她很自我，有很多的情緒化，同時，她也有很多的約會。西式摩登公寓裡，總是下午茶，鮮花，茶點，以及，在約好的時間內按響門鈴走進來的男人。而這時候，女兒就需要識相地出門去，讓出空間給母親和她的男友。張茂淵白天都是出去工作的，這個自閉的小女孩並沒有能去的地方，她在公寓的樓頂平臺轉來轉去，風在空中荒蕪地吹過，太陽荒荒，她心裏激越地想著：是不是要從樓頂上一頭栽下去？才能向母親表明——她是真的不過意的！她不過意花她的錢，住她的公寓，礙手礙腳地妨礙她重建新生活。後來張愛玲成名後，曾經在文章裡苦澀地談到，和一個摯愛的人相處，熟膩到伸手去討要零花錢的地步，這絕對是一種考驗——即便是母親和女兒之間。
她偷看過母親抽屜裡的信件，瑞秋在信上給遠方的男朋友寫信，報告每天的生活內容，不外是聚會或畫畫，慈善籌款等等名媛的日常生活，同時抱怨應酬太多，以至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讀書會，等等。這樣的信件是既矯情，又令人難過的，在瑞秋芳心柔曼的情感世界裡，是一個永遠在等待愛的單身女郎，沒有在不如意的婚姻裡努力脫身的經歷，也沒有一對離婚後缺乏管教的兒女做她的人生背景。她的女兒個頭太高，長相又不好看，性情太怪異，穿著後母給的舊衣服長大，心裡充滿了委屈，內心渴望母親彌補她重視她；她的兒子留在前夫家裡，飽受欺凌，被後媽和父親隨意撒氣，時常挨揍，前夫為省錢甚至不讓他接受新式教育，漸漸地越長越猥瑣，一個兒時人人稱道的漂亮小男孩沒有漂亮起來，而是淪為被眾親戚，包括自己姐姐所鄙夷的對象。她的後院哀鴻遍野，情傷處處。男人被她吸引，又礙於她是一位離婚婦人的身份，始終不能定下主意來娶她，她一直在男人堆裡打轉，無所歸宿。然而，當時的她活得很興頭，一徑扮演那個出身於前朝顯貴門楣，美麗，富有，神秘的，富有學識和才情的東方女子的角色。她鋪排的場面裡，並沒有這一雙拖油瓶兒女的位置，因無處被安置，張愛玲被推得扁扁地貼牆而立。
看《小團園》裡，張愛玲的弟弟好不容易從父親和後母的家裡脫身，有機會來探望遠洋歸來的母親，那個充滿了西式派頭的母親，對兒子叮囑—你要去看醫生，要補鈣，要去看牙醫。你去某某路某某診所找某某醫生，去拍片子，就說是我讓你來的，帳單寄到我這裡來。這樣的隨口一說，簡直像足一個做慈善的闊太太的口吻。逆來順受慣了的弟弟，一味地諾諾應答，自然，空口無憑，他不會真的去找到某某路上的那個診所，和母親說的那個醫生的。這種漫不經心，臨時起意的母愛，讀起來，只叫人覺得滿紙荒涼，人生全無意趣。
張愛玲在母親的眼裡，不漂亮，沒有情商，又笨手笨腳，離一個標準的名媛相距遙遠。有一次，這個拖油瓶女兒害傷寒，母親費心費力地照料她，也許是太辛苦了，也許是為此而有不為人知的犧牲，母親怒不可遏地衝進女兒房間，口氣惡毒地咒罵她，說她活著就是害人，早點死了纔好。在《小團圓》裡，張愛玲對此解釋，後來姑姑告訴她，為了給她看病，母親和醫生也有曖昧不清，但母親一生中這樣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，她聽了也不至於格外過意不去。
1939年，張愛玲以遠東第一名的成績被英國倫敦大學錄取，因為二戰爆發，退而求其次去香港大學讀書，在港大文學院求學階段，因為她實在是太會讀書，成績優異出眾，估計平日裡看起來也實在是拮据的緣故，於是她的一個老師，一位英國紳士，便在學期末時，自己給了她八百港元作為獎學金，獎勵她的聰慧好學。她母親當時和一群紅男綠女的朋友們正好在香港度假，居住在淺水灣酒店，張愛玲常常去酒店探望她，也多少目睹她和各色男女之間的糾結。因為她在學校素來寒苦，校方的那些管理人員—----英國嬤嬤們，一直把她歸為那一種因為貧窮，放假都不回家，而是在學校白吃白住的學生，然而現在負責開車送她去看母親，見令堂居然住在香港最高端的酒店，一駐紮就是多少天，以至於嬤嬤們的表情都格外嚴厲了，大抵認定她又是一個巧妙會佔便宜的中國人家裡的孩子。自然，張愛玲是無從解釋的，她打小就在這種複雜的環境裡求存，中學一直穿後母給的舊衣服上學，又被母親訓誡得絕無好奇心，也絕對沒有滿足對方好奇心的必要。如今面對嬤嬤也說不清母親的錢不是她的錢，於是只好裝得完全木知木覺。
這次她得了這一筆獎學金，便興沖沖拿給母親看，她母親那時候正處在一個美貌名媛的巔峰期，男女關係太亂，腦子裡對萬事的打量都脫不了男女關係，她心理以為女兒和她的老師是有私情勾當，不然老師也不會以獎學金的名義給她發錢，當然，她對此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好惡的立場。張愛玲離開時，把那筆錢留在母親那裡，是為了讓母親高興一下。那麼下回再去探望時，打算取回那筆錢，她母親全程絕口不提，於是她也不敢問，然而，天意一般，一個女親戚走來坐下，談起昨晚的牌桌輸贏，她母親剛好輸了——輸了八百元。那一刻，於張愛玲，是一把銳利的剪刀，終於，一刀剪斷她和母親之間的那根親情的臍帶。
後來對她的姑姑訴說，經歷了那一道，從此，好像對於母親的一切，心裡終是淡淡然，再沒有什麼感觸了。而姑姑和母親，曾經是刎頸之交，兩個人一同飄洋過海看過世界的。當年的姑姑張茂淵太愛這個嫂嫂，以至於糊塗到完全想不起來她和自己哥哥的關係，一心贊同她鬧離婚，在英國留學期間，黃逸梵和一位華人留學生戀愛，鑑於她的已婚身份，小姑子張茂淵當時竟想出一個昏頭主意——自己和那個人結婚，用自己的身份，以遮世人耳目，好有個方便以供這對情人暗渡陳倉，二人生下孩子來，則由她來負責養。然而，世事白雲蒼狗，到了1940年代，這對姑嫂完全隔閡了，曾經混在一起的帳目，也力求算得清清楚楚，臨別時，為一個餅乾盒子的歸屬，彼此客客氣氣謙讓了半天，一個說你拿去好了，一個則謝絕，說自己去買一個好了。全然沒了從前那一種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的親密。姑姑聽見張愛玲談起母親的種種，則以她一貫的沖淡口吻，簡單地道，她這趟走之前，又和我算帳，我就趕緊賣掉了一條弄堂，把錢還給她。
在這樣的生存環境裡，耳濡目染，張愛玲不在乎錢也難。她大學失學後，在淪陷期的上海，自己寫小說發表，一舉成名，有了賺錢的能力。在文章裡，自詡第一回遇見「拜金主義」這個詞，就忙不迭地前去認領——標榜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拜金主義者。她一直在攢錢，因為受了太多的氣，她自少年起就立志要還錢給母親，那筆錢要裝在漂亮的盒子裡，埋在一打殷紅的玫瑰花裡，足夠刺到她心裡去的。
最後一次她母親回上海，張愛玲執意還給母親二兩金子，此時她母親已經老了，紅顏老去，孤身一人，氣勢也再不是從前那種鋒利傷人。這曾經的摩登女子，對女兒執意要還錢給她，表現得十分驚悚，羞駭不已，她掉著眼淚，為自己申辯道：「虎毒不食子哎……」。
她一生的種種先鋒和放縱，至此，全成了難堪，唯恐被女兒蔑視到底的難堪，她竟然哭道：「我那些事，都是他們逼我的……」
這真是人世間最最慘淡，最最難堪的景象，然而，文中的九莉（張愛玲），她沒有對此作出任何回應，只在心裏淡淡應對：你不要也沒有了，別的都沒有了。而姑姑說的，賣掉名下的一條弄堂房產，還錢給曾經的嫂嫂，大致也是發生在這個時候，可見事過境遷，情帳兩清。這是一個結尾，母親這一趟離開上海後，中國大陸旋即改朝易幟，她再不曾回過上海，和張茂淵，和自己的兒女都不曾再見面。
離開上海後，有段時間黃逸梵是住在馬來西亞的，在一間學校教書，那時候她的財產在戰亂中都流失殆盡，生活也不算富裕。最近兩年我還讀到過一篇文章，是黃逸梵在教書時的一個年輕同事的採訪文章，二人當年是忘年之交，那位女士一直保留著黃逸梵送給她的禮物和通訊的信件。據她所言，黃逸梵從來沒有對她提及過張愛玲。這和黃逸梵長年旅行在外，兒女心很淡有關係，但也從側面表明了，女兒在母親那裡，也從來都不曾成為她的精神支柱，是她心裡視為可勘依靠，可勘信賴，可勘眷戀的女兒。
1952年，張愛玲見勢不妙，遂抽身離開紅色中國，而姑姑則選擇留在上海。她們都是經歷過數次改朝換代的人，彼此約好，不再通信。自此一去，姑姑和張愛玲也不曾再會面。《對照記》裡有姑姑和她的照片，姑姪二人在公寓樓頂上，身著單旗袍，笑語嫣然的樣子，十分美好。她深情地寫下，這是姑姑和我同在上海時的樣子，在我心裡，她永遠都是這個樣子。
張愛玲來到香港，在孤立無援，前途未卜的境遇裡，她自己一個人生活，又不會做家事，又要尋求出路，很是吃了一番苦頭，據當時去探望她的宋淇太太的回憶，張愛玲在出租屋裡是打地鋪的，所有東西都攤在地面上。她也沒有能完成在港大的學業，母親來信，對此指責不已。黃逸梵當時在英國生活，晚年是自己獨居，然而，正在四處探尋出路的張愛玲，也沒有去投奔母親，在她的理解，是母親生怕她去了增加自己的負擔。論起來，她們不過是各自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在一間和另一間出租屋裡，各自過著獨居的生活，然而，骨肉相聚和抱團取暖，於她們是天方夜譚一樣的不可企及。
她母親1950年代後期因病過世，臨死前寫信給女兒，訴說「如今就還想見你一面」——張愛玲沒有去，但寄去了一點美金。後來，接收了她所剩無幾的遺產。在她的小團圓裡，她提到過她母親留給她的遺產，形容依然是苦笑。這樣的無情無味無餘韻的母女情緣，讀來衹是滿心駭然。
然而，身為讀者，我們全部都接受，因為懂得，這都是真的，真實的人生，就是這樣殘酷的，還有的母女關係比這更殘酷。而再是美麗的母親，再是有才華的女兒，到末了，都是苦的。根本上，我們的人生，萬般都是苦楚，尤其是當傳統的家庭觀念被摧毀後，我們需要很清醒地看到，在五四精神，西風東漸的影響下，女性在掙脫了家庭束縛，不如意的婚姻之後，她獲得了人身自由，意志自由，但是她並沒有因此獲得幸福。放棄了責任和社會身份的女性的自由，並不一定每次都等同於幸福。所以對於這樣自由鼓吹的聲音，我們身為女性，到今天，我們應該依然抱有自身的鑒別能力和對此保有一種清醒的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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